跨性跨性别，一种身体性的成为：重新思考多样而非二分的生物性（下）

视生物学为创造多样性的

像社会建构论者的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硕果累累一样，还原论者的方法论也曾经在自然科学中取得同样的成绩。然而，这些方法都有相应的代价：社会构建论者越来越在本体论上倾向于相信性别是社会化生产出的；而还原论者则在本体论上倾向于相信性别是生物学的产物。而且在不同领域中，这样的思路还往往会遭到束缚，比如社会构建论面对不同的生物性质时，还原论面对复杂的系统时。

这种范式转变还尚未完成，还原论者和整体论者关于人类发展的辩论从70年代—— Dawkins 对阵 Gould——起就十分激烈，而如今仍有很多支持单边因果论的学者。范式转变在生物学的性和性别研究者中可能比在心理学的研究者中更加深刻【11】。比方说，当我在攻读基因学的本科和荣誉学士阶段时，老师会讲到人类进化过程中偶然性的关键作用，基因突变的结果也会因其他基因和环境等因素而千变万化，基因与环境的联系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基因学的课堂上会仔细地驳斥基因与人类行为的简单因果关系论，然而行为神经学的课上却仍然会采用基因决定论的观点。进化生物学的学者们仍在持续地辩论：应当承认还是压制多元性 (Roughfarden 2004, 15)；从基因表型，到生态学对详细性状的描述和基因竞争 (201) 所引发的「颠覆性的哲学转变」(200)；「超级基因」概念对井喷式发展的作用与机体控制技术下「基因委员会」的对立 (205) 等问题。这种新范式在分析复杂系统时是极有力的，并且在最近数十年间创造了多个跨学科领域的理论，比如系统发展理论 (Oyama 1985; Fausto-Sterling 2000, 25-27)、复杂性理论，以及非线性动力学【12】。「在复杂系统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且这些系统具有生成性，包容性和自行组织性 (Bonchev and Rouvray 2005, vi)。」包含了大量非线性变量的生物系统计算机模型「是对个人身上造成结果多样可能性的具有随机性、偶然性和非线性的复杂过程的模仿」(Levin et al. 1997, 334)。相比起线性数据模型持续或不变的增长或下降，我们现在有了非线性的模型来研究周期循环或混乱的发展。这种对生物发展的非线性、动态性以及对偶然性理解似乎已经被很多社会分析学者所接受。跨性 / 跨性别研究将从延续女性主义者与生物学相联系的学术道路中获益，而且二者都将在学习进步的过程中对这一新范式提供活力，动力并贡献新的发展。

无论是 Bagemihl 的 Biological Exuberance (1999) 还是 Roughgarden 的Evolution’s Rainbow (2004) 都为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性别多样性作了分析。这是女性主义和跨性 / 跨性别重构「固定的性和可变的性别」这组二元论的潜在资源。Bagemihl 指出生物的发展是十分野蛮多样的，多样性总是在每个缝隙涌出。生物多样性有利于任何生态系统的活力和稳定性。「包括同性恋在内，行为可塑性的能力可能会增强物种对（不断改变的）世界的‘创造性’回应」(Bagemihl 1999, 251)。关于适应性，功能性的异性恋性 / 性别「规范」的观点以及对异类们的病理化、非适应化和非功能化正在被复杂的异质连续性理论 (heterogeneous continuum) 所取代。大量同性恋、双性恋、丁克异性恋、跨性 (transsexual) 和跨性别(transgendered) 行为都被人们发现同样存在于300多种动物身上，这摧毁了所谓只有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才是「自然」情况的论调。

Evolution’s Rainbow 封面 / 图源: Amazon

Roughgarden 也强调性别和性别多样性，但将其置于主流进化理论之中，认为异性恋和同性恋行为具有利于物种健康的适应功能。她抨击达尔文关于「羞怯的雌性和热切的雄性」的性选择的观点，认为这与大多数物种无关。 社会进化是一个混乱的、非线性的过程，它产生了有性化的身体和有性别的行为的多重、稳定进化的组合 (Roughgarden 2004, 177)【13】。Roughgarden 还强烈批评进化心理学基于教条而非证据，并将强奸等不公正行为自然化，此外，她批评一些社会学家「违背了 Ta 们记录的基本叙述」，不相信「跨性别者的叙述」（382-84）中提到的 Ta 们的跨性别（或者是我所说的（译注6）「跨性」）身份具有的生物学基础。生物学和进化抛出了一个多样性的彩虹，它不能「被塞进性别和性这两个小类别」——「彩虹的颜色总是比社会分类更多。」社会科学家却有相反的观点——「社会使在生理上相同的人之间产生差异」(396)。

在这些方法中，生物学在非线性、混乱、动态和不确定的过程中产生性和性别多样性。这种范式削弱了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决定论，为女权主义和跨性 / 跨性别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类似于被女同性恋和跨性 / 跨性别历史学家揭示的人类「隐藏的历史」，生物科学中的异性恋规范和性别歧视假设隐藏了动物的性和性别多样性。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类与动物、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根本分裂，而是连续性：有自己文化的动物；作为自然生物的人类。生物因素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约束，而是一种能力。大自然是活跃和动态的，用格罗茨的话来说，「文化是大自然的礼物。」自然不限制文化——它通过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来激发和煽动文化 (Grosz 2005, 47-49)。 

重审关于跨性别的生物研究 

目前没有公认的病因学范式可以讨论跨性 / 跨性别问题。当下最具影响力的是「脑-性」理论，该理论研究了大脑中的性别认同网络 (Zhou et al. 1995; Reed 2006)。混合理论是最常见的——在文化下特定的（跨性别）身份表达范围的影响下，某种生物倾向与婴儿期、青春期和成年期的触发相互作用。跨性 / 跨性别女性生物学家 Serano 和 Roughgarden、跨性 / 跨性别男性社会学家 Devor 和积极支持跨性 / 跨性别运动的性学家 Diamond 的观点在这里似乎大体兼容。发展心理学的方法并不一定要与某种程度的生物倾向相抵触。它考虑的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具有特定生理性别的身体（包括潜在的大脑）的人是如何实现 (achieve) 性别的。出生后的头几年是性别习得最强烈的时期，这也是大脑快速发育和形成永久性神经模式的时期 (Devor 1989, 30)。虽然「至少在某些人身上可能有跨性 (transsexualism) 的生物学基础」(Devor 1997, 66)，但跨性有多重因素，而且最可靠的猜测是「跨性存在是因为自然界热爱多样性」(67)。和许多跨性 / 跨性别者一样，Serano 本人也被脑-性假说所吸引，因为这最好地解释了她自己的经历 (Serano 2007, 81)。然而，她利用自己作为遗传学家的学术文章辩称，生物学和社会影响不能完全分开 (324)，任何支持纯生物学病因学的研究都是「推测而不是科学」(325)。相反，生物学产生了与性别多样性兼容的广泛的潜在行为。性别认同就像一个认知棱镜——一个作为婴儿关注的对象的导师——「跨性别认同的程度，以及普遍的性别差异，反映了在选择导师性别时不同程度的专一性」(245)。普遍的认同既取决于大脑状态，也取决于出生后的早期经历。找到与某些性性别差异相对应的有机对应物 (organic counterpart) 是有价值的，但正如 Roughgarden 所问的那样：「为什么一旦有机对应物变得明显，人们就会觉得我们更可信?」(Roughgarden 2004, 243)。这些方法概述了生物和社会在产生性别差异作为多样性时的相互作用。 

Are the Brains of Transgender Peopl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isgender People? 

/ 图源: Scientist Magazine

神经学教授 Dick Swabb 在阿姆斯特丹的实验室发表了被引用最多的关于跨性的神经学基础的研究。这两篇论文是关于下丘脑 (BSTc) 的一部分 (Zhou et al. 1995; Kruijver et al. 2000)，样本中只用了6到8名跨性别者，而且目前还没有被复制。基于非跨人群的更大样本，Ta 们令人信服地显示了强烈的性别二态性——成年男性的 BSTc 比成年女性大30-40%，拥有更多的神经元，并只有一小部分重叠。而这两篇论文显示出跨性 / 跨性别者表现出强烈的性反转模式。然而，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BSTc 中的性差异直到青春期后才发生，Ta 们承认，这为性别认同形成决定BSTc 的发展，而不是反过来，打开了可能性 (Chung, De Vries, and Swaab 2002)。尽管缺乏明确的因果关系，一些活动家利用这项研究来论证 Ta 们有一种医学状况（中性大脑) 而不是精神疾病。这为治疗和身份的改变提供了合法性：不再是精神疾病；治疗时使用的是公共还是私人医疗保险；以及法律上的性别改变。这种对本质主义论点的部署在政治上可能是相当有问题的，因为它给跨性别者 / 跨性者的二分法提供了支持。这些活动家有时会以一种二元的方式使用它——那些「全程」进行生殖器手术的人，以及那些被视为拥有一个性别颠倒的大脑的人，是有特权的【14】。

然而，这些证据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读【15】。在互动主义的方法中，许多因素产生了连续的性和性别上的效应。它不是加法性的（x%基因 + y%宫内激素体验 +  z%早期社会心理体验），而是转化性的。不同因素以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偶发的方式相互作用，产生了性化的身体和大脑、性别认同，以及主体间认同性的社会关系。最优秀的生物学和神经学研究人员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一般以去历史的方式描述这种生物学倾向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发挥不同的作用——印度人的海吉拉 (hijra) (译注7)，北美原住民中的双灵人 (two-spirit people)，以及西方的跨性 / 跨性别人。例如，Swabb 在公开演讲和论文中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相对线性的生物决定论者，但在一次采访 (Swaab 2007) 中，他完全不同，他说 BSTc 不是一个性别认同中心，但很可能是大脑中性别认同网络的一部分。他提出了性别量表的概念，就像金赛量表，不是男女的二分法和一些性别互换的人，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所有人都分布在这个量表上。在性别认同网络的不同点上都可能存在脑 - 性逆转。这些不同的组合可能与各种各样的跨性 / 跨性别生活经历有关，也与那些自认为非跨性别人有关，但与非跨性别的性别身份的联系较弱。这种方法与那些将 Swabb 的研究作为基于生物学的跨性别 / 跨性二元性的证据的活动家相矛盾。它仍然可以是生物决定论的一种变体，但其形式不同于简单的线性还原论。Swaab 还强调，在他的大脑发育过程观念中，没有先天 / 后天或基因 / 环境的划分，因为大脑总是在互动中发育。所有脑功能都是在大脑发育过程中通过神经元生长形成的，而这种生长来自于生物体的基因的控制作用对经验刺激的响应。神经元生长过程（延伸）与其他神经元形成突触，死亡，并在偶然、经验和基因的复杂漩涡中重组。所以没有简单的方法来设定因果关系。我曾经询问为什么同卵双胞胎在性取向或性别认同上并不相同——同性恋或跨性别者的同卵双胞胎中，最多只有一半也是同性恋或跨性别。 

（Swaab的回答是：）（Ta 们）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形态差异，这意味着遗传信息只是导致大脑结构的信息的一小部分。(Swaab 2007)

Phrenological Chart of the Faculties / 图源: S&F Online

这种回答将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原因定位于大脑结构，但大脑结构也是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社会影响的产物。这种神经元的延伸能力比之前认为的要强得多，例如在成人截肢后神经元表征的快速呈现。对 BSTc 的研究并不一定要关于跨性背后的一个简单的生物学原因：它可以是关于神经发育如何既是社会身份的原因，也被社会身份的影响。当我们叠加性化和性别化的其他方面——性取向、性别表达和角色——时，我们开始看到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物-心理-社会互动系统。

身体意象 (body image)、幻肢和「失认症」引起了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理论家的兴趣。在 Merleau-Ponty 的女权主义和跨性 / 跨性别理论中，身体意象在身体 / 大脑、身体 / 心灵和自我 / 他者的二元论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译注8）。在这个观点中，意识总是通过身体来表达。研究生物学、神经学和心理学在构建性身体意象时的复杂相互作用，有可能使跨性和身体性的、生活经验稳定下来，而不会陷入简单的生物决定论。Grosz 将身体意象解读为「生物和心理因素中激进的不可分离性」(Grosz 1994, 85)，特别是她对幻肢（截肢后感觉肢体依旧存在）和失认症（「忘记」身体的某个部分）的治疗，对跨性 / 跨性别作家产生了影响 (Prosser 1998; Rubin 1998)，尽管 Grosz 将 MTF 跨性体验描述为（最多只不过是）「对女性气质的幻想」(Grosz 1994, 207)。然而，Grosz 没有考虑神经学方面的文献，而 Merleau-Ponty 显然密切关注着当前的科学文献。最近的幻肢神经学 (Ramachandran and Hirstein, 1998) 提出了一个多因素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大脑从多个来源权衡证据：残肢神经元、重定位、运动放电、遗传先天性身体形象和生动的躯体记忆。当这些因素不能相互强化时，患者可能会出现幻肢现象。遗传因素、子宫内因素、生命历程因素和经验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用失认症的或幻肢的感觉去理解跨性者的身体 (Prosser 1998, 78-85) 对于理解许多跨性者对身体改变的急切需求是很重要的。身体意象是身体对主体的心理表征。身体意向和肉体上的身体或许是有区别的，但我们在世界上是基于身体意向行事的。这种分裂对许多跨性者来说是存在的，而且 Ta 们感到感觉的身体比被看见的身体更重要 (Rubin 1998, 270)。这几乎反映在所有女跨男的体验中，即在青春期感觉自己「被自己的身体背叛了」(Rubin 2003, 93)。最近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提出，在一些跨性者中，与性化身体脱节的感觉与神经学有明确的关联 (Ramachandra 2008)。研究表明，跨性别女性在生殖器移植手术 (GRS) 后出现幻肢阴茎的比例 (30%) 远低于因癌症切除阴茎的男性 (60%)。令人吃惊的是，60%的跨性别男性在 GRS 之前有过幻肢阴茎，而在 GRS 之后只有10%的跨性别男性有过幻肢乳房，而在因乳腺癌接受乳房切除术后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为30%。Ramachandra 将此解读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先天的、遗传的或激素决定的、「硬件的」大脑基础，决定了性的身体形象和性别认同——字面意义上的，「女人的身体里有一个男人的大脑」，反之亦然。和 Diamond 和 Swaab 一样，Ramachandra 认为跨性 / 跨性别者并不是不正常的，而是人类性别差异的自然范围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是非典型性别者反病态化的盟友。我认为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项研究。有证据表明，在形成独特的性别认同的过程中，生物因素肯定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发挥了作用。然而从神经学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对该研究提出批评——例如，样本量，以及 GRS 包含其他不同于阴茎或乳房切除的手术。也许从性别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跨性者——更别说所有的非典型性别者——都会经历幻肢或失认症，因此，性别失调的身体形象与 GRS 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然而，这项研究为尊重跨性别者的生活经验的现象学解读提供了有价值的潜在依据。  

结论 

许多女权主义和跨性 / 跨性别理论将社会建构主义的性别分析与拒绝生物学论点的社会化理论等同起来，并将生物学论点视为必然反动的本质主义。这导致了颠覆性跨性别和保守的跨性的错误二分法，展示了两张有缺陷的面孔——一种是以那些能正常生活的人为代价来鼓吹性别叛逆者；另一种则将合法权利仅限在了那些已经对身体进行了不可逆的改造的人上。女权主义理论家如 Haraway, Grosz 和 Hird 提供了新的概念策略，破坏了二元论分化的自然 / 文化和物质性 / 建构的概念。强调非线性、偶然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新唯物主义」生物学允许将性别发展理解为一个生物和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转变过程。这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跨性 / 跨性别者打开了道路——把所有性别差异视为人类差异的健康部分，而不是病理或失调。

重新理解关于跨性别的生物学研究，可能意味着将改变有性别身体的动力视作与神经科学现象密切关联，但这种关联不是二分的，而是多样的。这样一个框架可以促进跨性 / 跨性别政治作为一个联盟，为所有非典型性别的人提供社会和法律上的承认，并纠正关于身体的理论的不足。/

9. 原作者对 Butler 和 Diamond 观点冲突的评价可能不完全准确，一些「比较不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 Butler 讨论的核心问题。读者应该审慎地看待原作者的论述，即使这一点不会过多妨碍原作者的核心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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